实际上，宪法第51条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规定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概括限制条款，无论从文义解释还是历史解释的角度，都难以推导出其限制的权利和自由仅指个体自由。

实际上，在主流政治观念中，宪法实施这一概念与晚近通行的学理解释不尽相同。[36]愚厂编：《省宪辑览》，转引自前引[25]，夏新华等书，第709-710页。

在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落后，一般民众不知宪法为何物的时代，宪法学者普遍认为要实施宪法，必须得到一般民众的认同。这种变法思维主导下的宪法实施概念也是民国时期社会各界的一种普遍看法。Ernest A. Young,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Under-enforcement Problem: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Healthcare Law, 75 LAW CONTEMP. PROBS. no.3，2012 at 157. [5]日本学者尾形健将上述美国学者Sager和Fallon论文中的implementing the 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al enforcement翻译为憲法の实施，尾形健：司法審査とその「実践(practice)」――アメリカ憲法学における一側面を手がかりに，各国憲法の差異と接点，成文堂(2010)。[17]梁启超：《立宪法议》(1901年)，载《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31]张佛泉：《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载《独立评论》1937年第236号。

参见刘庆华编：《苏联宪法概论》，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1986年3月，第42页。此外，德国近代国家法学说对苏联的主流国家法学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四、总结 鉴于以上事理，现可做几点总结：（1）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立法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应属不可动摇的法学、宪法学基本常识，应该尊重。

正是在上述职业逻辑的意义上，本人第一次看到《另》文标题中监察法（草案）在宪法上总体是站得住的这行字时，尚未及阅读内容就立即感觉到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宪法中如果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国家机构，再制定监察法，当然更好;宪法并没有禁止设立监察委员会或者类似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机构。我们注意到，《另》文作者也说到，在大幅克减基本权利的同时，仍然应当保持一个合理的限度。（二）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本义。

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按基本宪理和宪法的逻辑，代议民主下的代议机关不能行使属于人民的全部权力，只能行使人民通过宪法委托给它的那部分权力。

修改宪法与解释宪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权力，不仅中国是分开的，世界正常的立宪国家也都是分开的，绝无因有修宪权而当然获得宪法解释权的情况。设用GQ表示这个常量，那么它包括两部分或两种权能，一部分是由国家机构行使的国家权力行使者权能，在我国宪法上表现为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职权或权限，另一部分是国家权力所有者权能，属人民权利中的政治权利部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主要表现为公民的人大代表选举权、罢免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运用言论出版自由等形式进行监督等权利。在美国，这样的判例形成的规则实际上是该国的宪法渊源之一。（六）用以上标准衡量，《另》文谈论人权、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边界时的文字，可能违背宪法学者应该遵循的职业逻辑。

因此也可以说，国家机构和公民分享国家权力，在这方面国家机构和公民之间构成零和关系，形成反映相应比例关系的国家权力结构GJQ/GZQ。在限制权力方面，其它所有可能发生效用的方法，包括违宪审查或合宪性审查，都以这两种主要方法的存在和较正常运作为基础和前提。第三，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虽然没有监察委员会这一国家机构，但上述宪法第62条的规定本身就在‘国家机构这一章中。可是，《另》文在所有场合，都是检察官的自我定位。

宪法不会允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超越宪法修改程序把一个宪法自己从来没承认也不认识的组织放进自己的国家机构名单。所以，概念如果与其反映的客观实体错位，思维的结果就一定不能准确反映客观实体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可《另》文为了证成其观点，违背本应该有的宪法意识，同时不顾政治常识，提出上述论证。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世界上所有立宪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合宪性审查制度，都是主要针对立法机关、立法行为和议会制定法的。

从《另》续文上面的言论看,其作者应该了解、但其实不真正了解的学理问题显露得比《另》文似乎更多。所以，从法学的角度可以将职业逻辑理解为自然正义的要求或反映自然正义要求的规则，也可以说是职业方面的天理。不过，我们相信这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其知识方面的某些缺憾使然。二、背离常识的认识根源和修正方法 阅读《另》文及其续文颠覆法学、宪法学常识的论说，让人感到忧虑，一忧其对于人们关于宪法实施的认识产生负面影响，二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宪法学教学包括论文指导可能因此起无谓的争议，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观点，而是涉及对宪法、宪法学价值的全局性认识问题。《另》文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显然可概括为国家机关等公权力主体法不禁止皆可为，其中法指法律，首先是宪法。（三）不能变相地生造论据。

另外，立法权是源，其他职权都是流，因此，如果源超越宪法规定的范围行使或违宪，那么作为其流，不论是国家行政机关还是其他现有或将有的其他国家机关，就必然随之违宪，且此时愈是忠于法律，对宪法的损害愈严重。我国宪法只把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由人大产生的机关的职权都是本级或上级人大派生的，与人民的关系更为间接。

再说，《另》文作者谈论大幅度克减一部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这些文字表明，作者对外国宪法中权利克减规则的内容、指向、精神完全不了解。这里所说的法律不过是刑法、刑事诉讼等方面法律，有权制定这些法律不能证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大幅克减公职人员自由权利的法律。

因此，我国宪法不允许出现大幅克减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草案起草部门、提案主体的立场 与宪法的立场两码事。

三、值得讨论的学术规范和职业逻辑问题 对于与职业角色直接相关的一些道义问题，可能称为职业逻辑最恰当。这个例证之后《另》文所引刑法条款的例子，也存在同类问题。各正常立宪国家都是这样实施宪法的，不允许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或者说超出范围按宪法属于违宪，应被认定为无效。因为，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正如宪法意识、政治常识告诉我们的一样，没有限定一类公民受教育权利义务以维持不同类公民权利义务不平等的任何规定。

（3）第三层次：机构、部门、机关。《另》文作者由于并不真正懂其说到的权利克减，因而其据以评说事情的结果，难免让人脱离权利克减的内容和原意。

……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2）法权之外的剩余权(SQ)，欧美通常称为道德权利，即宪法或法律没确认但也未禁止的权，是权利还是权力形态待定。

其主要表现如下： 1.在公民基本权利受宪法平等保护的问题上，《另》文作者一开始就千方百计片面论证担任公职的这部分公民不应该受宪法平等保护。我国法学界讨论监察法草案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体指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即我国执政党的权威性文件所说的政体，内容非常确定而具体。

（四）法无授权不可为所针对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对象是立法机关，在我国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另》续文写道：有的观点提出，在公法领域，法无授权即禁止，因此，宪法没有明确授权，全国人大就不能制定监察法，设立监察委员会。《另》文中上面这些话违背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学常识，但讲得很有信心。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一直是近代以来的正常立宪国家都奉行和实行的制度性原则。

作者这样说，没见提宪法根据，也没见提学理根据，只让人感觉横。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另》文谈论监察立法克减公民基本权利的话语，其中似乎完全没有体现中国宪法标准，甚至让人怀疑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注释： *本文为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创新研究（批准号14ZDA014）的中期成果。

按照这种逻辑，任何国家的立法机关都能针对任何人制定大幅克减其基本权利的法律，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不能制定刑法、刑诉法。如果没有宪法法律、放弃宪法标准、法律标准，有利于还是不利于，需要还是不需要，最后都是谁官大谁权大谁说了算。